《蒲桥集》为何“卖得冲”-

《蒲桥集》为何“卖得冲”

作者:段春娟(山东财经大学副编审)  《蒲桥集》是汪曾祺的榜首本散文集,作家出书社1989年3月出书。这是他新时期以来出书的第五本书。此前已出书了小说集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《晚饭花集》、创造谈《晚翠文谈》、各种体裁的合集《汪曾祺自选集》四种。  因刚出书不久的《晚翠文谈》《汪曾祺自选集》都销量惨白,汪曾祺对这本散文集的行情并没有很高的预期。他在1988年8月7日致《汪曾祺自选集》的修改彭匈的信中说:“印数只要2450册,真惨。……现在征订数如此之少,出书界真是遇到了空前的困难。漓江必定为这本书赔了不少钱,我心里真是不安。”同一信中又说:“散文集已交作家出书社。书是他们约的,但必定也很尴尬。现在出书难,连王蒙的书也躺在人文的抽屉里睡觉。”这儿所言散文集便是《蒲桥集》。《蒲桥集》初版封面  正是在《蒲桥集》的封面上,他应出书社之邀,以第三人称,写下了词采飞扬、可谓经典的广告词:  齐白石自称诗榜首,字第二,画第三。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,虽非结论,却有道理。  此集诸篇,记人事,写景色,谈文明,述掌故,兼及草木虫鱼、瓜果食物,皆有情致。间作小考证,亦可喜。侃侃而谈,情绪亲热,不拘谨作态。文求雅洁,少雕饰,如行云流水。初春新韭,秋末晚菘,味道近似。  因总被问起是谁写的,他在后来的《文集自序》中供认:“广告是伪装他人写的,所以不脸红。假如要我自己署名,我是不干的。……是让读者了解我的‘散文观’,不是我的成果,仅仅我的寻求。”  许是广告词的宣扬效果,许是“很深入、很杂乱的社会原因和文学原因”,或许更是汪曾祺散文自身独具的法力,这本散文集出乎意料地火了。连续加印,到1992年10月已四次印刷,前后共印了13000余册。这着实让汪曾祺很快乐。二次加印他写了“再版跋文”,最初便说:“《蒲桥集》可以再版,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上一年房树民同志跟我提过一下,说这本书计划再版,我其时没有太往心里去,由于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不料现在竟成了真事儿,我很快乐,比初版时还要快乐。这说明有人乐意看我的书。”其欣悦之情历历可感。  在书信中汪曾祺也将这份欢喜与亲朋共享。1991年1月28日致黄裳的信中说:“作家出书社决议把这本书再版一次,三月份可出书。一本散文集,不到两年,即再版,亦是稀罕事。再版别加了一个跋文,其他改动很少。你如对版别有爱好,书出后当再奉寄一册。”  1991年10月13日致妹婿金家渝的信直言:“《蒲桥集》卖得很冲,出书社预备第三次印刷。”  在这本书的《自序》中有这样的话:“我写散文,是搂草打兔子,捎带脚”,“写的时分,没有想到要出一个集子,宣布之后,剪存了一些,可是顺手乱塞,散佚了不少。承作家出书社的善意,要我自己编一本散文集,只能将找得到的归拢归拢,成了现在的这样。我还会写写散文,如有机会出第二个集子,或许会把旧作找补一点回来。但这不知是哪年的事儿了”。  后来的景象应该是汪曾祺自己也没有想到的。大概是受“卖得冲”的鼓舞,或许更是学养气质的原因,还有“写任何方式的文学,都得首先把散文写好”的创造建议,自此今后,他的散文创造进入高产期。他在写于1992年的《文集自序》(《汪曾祺文集》,江苏文艺出书社,1993年9月版)中坦言:“这几年状况变了,小说写得少了,散文写得多了,有一点舍本求末。……写散文渐成我的正业。”  在1992年7月26日给陆建华的信中说:“我年内还要编三四本书:《汪曾祺散文漫笔选》(辽宁)、《汪曾祺漫笔精品》(陕西人民出书社)、《蒲桥二集》(作家出书社)……”  1993年5月16日致黄伟经的信中说:“我近几月连续编了我的五本散文集,收拾江苏文艺出书社要赶出的我的文集,又连续讲课,开座谈会,写谈论,搞得很疲倦。”  1994年6月2日给古剑的信中又说:“这二年写散文较多,据有人计算,上一年我出书散文达十五万字。”  实际上,除了《蒲桥集》连印四次,他又相继出书了数本散文集:《旅食集》《汪曾祺小品》《汪曾祺散文漫笔选集》《榆树村杂记》《草花集》《塔上漫笔》《中国今世名人漫笔·汪曾祺卷》等。这些集子都是在1992年、1993年两年间会集出书,再加上《汪曾祺文集》(四卷),说这两年是出书的井喷之年也不为过。  尽管写得多,但他坚持满足清醒:“我的散文会源源不断地写出来,我要跟自己说,不要写得太滥。要写得不滥,没有其他法子,只要多想想事,多触摸触摸人,多读一点书。”  总览汪曾祺文学创造全貌,其小说创造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臻高峰,其间出书的《汪曾祺短篇小说选》《晚饭花集》便可代表小说创造的最高成果,也奠定了他在小说史上的位置。80年代中后期今后,写散文不再是“捎带脚”,而成主业,其散文创造的质量和数量远超小说。在汪曾祺的文学园地中,小说和散文,同为两株根深叶茂的大树,各结奇珍异果,不分轩轾、不相上下。  汪曾祺的每本散文集都写有自序,1992年还为《今世散文大系》写了总序。他的散文观多体现在这些序言中。  他以为中国是个散文大国,历史悠久。他整理散文的开展头绪,剖析散文冷热的深层原因,比如文明的开裂、社会原因、文学原因等。他欣赏“学者散文”,建议写散文要承受民族传统,“不承受民族传统,几乎就写欠好一篇散文”。  关于散文的写作,他对立过度抒发,“散文的大忌是作态”,他建议散文写得随意些、家常些,但并不以为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,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叫作散文,“散文总得有点才智,有点慨叹,有点情致,有点幽默感”。  他是不苟且的,他的标准是极高的。他在1993年曾写过《散文应是精品》一文。这是他的散文观,更是他的创造宣言。这也是他的散文经得住时刻淘洗的真实原因吧。  《光明日报》( 2020年03月06日?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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